互联网短视频使汉语“莫言”两字超越了人名或笔名的界限，成为当今中国一个十分奇特的文化现象。网络平台数据显示，30岁以下的读者对莫言作品的接受度明显高于50岁以上的群体。这种两极分化已经超越了对现象本身的肯定与否定，成为了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必须引起全体社会成员高度重视的社会问题。人类的社会实践证明，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代际之间如果存在明显的分歧与对立，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产生积极的社会效果。面对莫言及其作品，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事实：莫言现象是思想殖民在中国社会中的巨大成功。当今的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在历史记忆、多元文化、文化自信与文化自卑等诸多话题上都存在着十分激烈的矛盾冲突；从表面上看，似乎只是文学的“苦难叙事”边界与文学的“人性探索”之间的矛盾；从本质上看，则是东西方文学话语权争夺的一场激烈斗争，甚至可以这样说：“莫言现象”的是中国社会在选择未来前进方向上深层次的矛盾在文化领域的集中表现。首先，在个体记忆基础上如何建构全民的集体记忆，在“莫言现象”的肯定者和否定者之间存在着十分巨大的认知反差。莫言及其作品的反对者将莫言视为“抹黑中国”的代表，认为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即历史必须是符合主流价值观的、具有教育意义的叙事。这种叙事必须强调个体所受“苦难”的积极意义，任何文学作品都必须将个体的“苦难”体验转化为民族精神的一部分。所以，莫言笔下的那些“革命是地主眼里的暴行，百姓成了麻木的看客”之类的描写，就是对历史的歪曲，是对民族精神的否定和解构，是对红色文化的直接冲击。与之相反，莫言及其作品的支持者则认为，莫言是在“还原”历史的复杂性和“个体记忆的真实性”。在他们的眼中，莫言《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鲁氏与九个男人之间的故事，正是对特定历史时期女性生存状态的真实记录，而不是简单的非人性的“兽性”描写。他们以为，莫言作品的价值恰恰在于揭示那些被集体叙事所掩盖的真相。毫无疑问，以上两种对立的观点，尽管都来自社会成员个体的生存经验，都带有强烈的个体烙印，但本质上却都是不同社会阶层对历史叙事话语权权重的本能追求。反对者与赞成者之间的根本分歧在于：是维护文学作为集体精神塑造工具的价值，即维护传统文化的价值，还是以西方中心主义叙事解构传统，赞成将文学作为个体生命体验的一种记录载体。这种将个体体验与集体记忆对立起来的做法，集中反映出了中国社会对未来发展方向的焦虑。其次，对莫言及其作品的两极化评价，从根本上表现出了中国文学从传统“教化”到西式“解构”的转型困境，即全面西化遭遇了文化传统的顽强抵抗。传统中国文学强调"文以载道"，认为文学是道德教化的工具。所以莫言及其作品的反对者认为，“文学就应该赞美什么、批判什么”。“过度渲染黑暗面”完全背离了文学的教化引导功能。他们期待文学能为社会发展提供道德指引，而非展示人性的阴暗面。相反，莫言及其作品的支持者则认为，文学的价值恰恰在于揭示人性的复杂性，而非提供简单的道德答案。他们认为莫言及其作品将文学从道德教化转向了对人性复杂性的探索。比如，莫言小说《蛙》中的那个姑姑从“送子观音”到计划生育执行者的转变，不是对政策的否定，而是对生命伦理的深刻思考。这种极端对立的观点，折射出了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对文学功能的认知困境：是坚守“文以载道”的文化传统，还是坚持从“道德教育”向“人性探索”的转变。从本质上来讲，莫言及其作品的肯定者毫无疑问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拥趸，他们用思想殖民者的叙事刻意将人性和人的道德对立起来，用人性的复杂性否定“文以载道”的教育和价值追求，从而达到以西方中心主义解构中国传统文化的目的，从根本上否定中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他们无视甚至不承认中国文明也是由拥有复杂人性的人创造出来的，而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个客观事实，为西方思想殖民张目。站在这个角度，莫言及其作品就是他们迷惑和欺骗世人的工具。其三、对莫言及其作品的两极化评价，从更深层次上反映出了当下中国社会在文化自信与文化自卑之间来回摇摆的现状。反对者将莫言作品视为“迎合西方对中国苦难的想象”，担心中国文学在国际上的形象被西方叙事所主导。支持者则认为，莫言的作品恰恰是在挑战西方对中国文学的刻板印象，展现中国文学的独立价值，认为莫言及其作品的“露骨”和“刻薄”恰恰是对同胞的真诚剖析。这种观念的对立，实际上是文化自信与文化自卑的双重困境的现实反映。当今中国的文学既害怕被西方叙事全盘西化，期望能在西方获得某种认可；又想在保持文化独立性的前提下融入全球文化话语体系。本质上是西方中心主义叙事和东方文化主体性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其主要表现为对莫言及其作品的两极化评价的代际差异。中国社会中那些经历过历史苦难的群体，对莫言作品中描写的“黑暗面”比较敏感，他们将这些描写视为对历史的“否定”；而年轻一代则更关注文学的艺术价值，他们对历史苦难缺乏共情，更欣赏莫言对人性复杂性的探索。不客气地说，年轻一代既于自身经验对历史叙事的建构存在着西方中心主义的幻觉。这是西方近四百多年工业技术扩张在地球上产生的必然结果。对莫言及其作品无论是反对者还是支持者都无法彻底否定对方的观点，就只能陷入情绪化的口水大战，就只能在自信与自卑之间来回切换。莫言现象的真正意义，在于它迫使我们思考：如何在保持文化自信的同时，怎么样才能不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如何在尊重历史复杂性的同时，又能为社会提供正确的道德指引？对莫言及其作品的争议不是终点，而是起点。当我们在网络平台上激烈争论“莫言该不该被批评”时，我们实际上在争论文学的边界、历史的书写、以及我们对自身文化的认知。这种争论本身，正是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面对的深层问题。真正的文化自信，绝不是拒绝西方的评价，更不是盲目迎合西方的期待，而是在理解自身历史与人性的基础上，创造出既有民族特色又具世界价值的文学。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莫言及其作品的价值，不仅在于为中国社会认知西方提供了一个反面教材，也为西方人克服千年仰视东方文明的自卑提供了情绪价值。这或许，才是莫言现象的真正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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